黄丕烈嗜书成性，有书虫、书魔、痴绝之称。在自藏宋刻本《三谢诗一卷》题跋中，他表示自己“顾念余生平无他嗜好，于书独嗜成癖，遇宋刻，苟力可勉致，无不致之为快。”为买书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他在北京、南京、杭州、嘉兴等藏书胜地广搜善刻异本，“不善不收，遇善必收”，“千金散尽为藏书”，渐成一代藏书大家，藏书多达三千余种三万余卷。其中宋版即有二百部之多，黄氏专辟“百宋一廛”收藏。藏书界誉之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后人甚而总结“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黄丕烈在藏书史上特殊地位的形成，除其藏书既精且富外，还在于他对善本书多有题跋，内容极为丰富，傅增湘称其“闻见博而鉴别详，巍然为书林一大宗”。其题跋考版本、校文字、述见闻、记交游，长短随意，活泼多样，既是学术札记，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图书版本学和藏书文化史上有其特殊价值。因而在藏书史上形成了“黄（丕烈）跋”“顾（千里）校”“鲍（廷博）刻”现象。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芑孙在《百宋一廛校书图》中写道：“（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其于版本之先后，篇章之多寡，训诂之异同，行款之短长，授受源流，翻摹本末，莫不究心研考。”缪荃孙编《荛圃藏书题识》时，在序言中延续了王氏这一说法，并增加了黄丕烈 “字画之增损，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黄氏藏书有题跋者为藏书界所看重，至今被珍若拱璧。甚而“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黄裳语）书以人贵，说明了黄跋的重要性。本文选取一些未见辑录的宋元刻本题跋进行介绍。

黄氏藏书有南宋中期刻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残本二册，存十卷（一至十）。此书为唐代武宗朝名相李德裕文集，由宋代郑亚编订，多为制诰之作。顾广圻为黄氏藏书楼作《百宋一廛赋》，其中有“敬舆中书，文饶一品”，“敬舆中书” 指陆贽集，“文饶”“即李德裕，“一品”说的就是《会昌一品制集》。黄丕烈对此句作注云：“残本《会昌一品集》，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廿二字，所存一至十凡十卷。此二种（另一种指陆贽集），予悉尝用以手勘他本，语云：‘不敢因缺损已甚而忽之，岂特佞宋，亦以重二公也。’今为赋所取。”可见黄丕烈重视此书，还有看重李德裕道德、人品、事功的因素。可能因为是残本，黄氏编著《百宋一廛书录》时虽以收藏此书，但未予著录。后来潘祖荫、缪荃孙等编黄氏藏书题跋时，也都没有收录《会昌一品制集》，后出各种黄跋辑佚也未涉及。直到此书入藏上海图书馆，得到冀淑英等人关注，才得以重新披露。黄氏题跋有两则，其一是嘉庆四年（1799）在第二册卷六首扉叶上跋语：“此残宋刻《会昌一品制集》十卷。卷中有旧抄配入，为甫里严豹人家物，而余购之，重付装池者也。先是，余得抄本《会昌一品制集》二十卷，为沈与文所藏，已明中叶本矣。又得旧抄《李文饶集》，则不止《会昌一品制集》与明刻合，而亦无甚佳处。惟此宋刻较二本为胜，虽残本，实至宝也。卷中抄叶标题曰‘李文饶集’’而列‘会昌一品制集’于下，似非宋刻原本。然藏者为李廷相，据白堤钱听默云，已为明时收藏家，其旧补可知。至宋刻卷第下皆剜补一行，未知所剜补者何字。由来既久，亦承之而已。装成越日至十一月八日，书数语于后，以见唐集宋刻，虽残不可轻弃尔。嘉庆岁在己未冬，荛圃黄丕烈识。”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首次题跋19年后，黄氏又取出此书以校明刻本，在首册扉叶朱笔题跋：“余尝谓宋刻之书虽片纸只字，亦是至宝，此实有见而云然，非癖论也。百宋一廛中全者固不少，缺者亦甚多，其中拈出一二字，皆足动人心魄。即如此《会昌一品制集》，仅存十卷，卷中亦有旧时钞补之叶，向时未经取校。新秋暑退凉生，无可消遣，辍两日闲，手校于明刻本上。十卷中，佳处不可枚举。郑亚序文有句云‘取封禅之书于犬子’，此用长卿小名也，明刻讹‘犬’为‘太’，明人之不学无术，可慨也夫！戊寅七月既望，复翁识。”黄丕烈以“佞宋”著称，其看重宋本，主要还是因为重视宋本的文献价值。正如他在为宋本《韩非子》作跋时所称“书必以真本为上”，宋本在他眼里，多为“真本”，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

元至正刻本《古乐府十卷》黄丕烈题跋，亦未见于《荛圃藏书题跋》及后出辑佚作品。《古乐府》由元代左克明辑，主要收上古至汉魏六朝、隋代的乐府诗。《古乐府》晚出于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对郭书有所借鉴，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四库提要认为《乐府诗集》“务穷其流，故所收颇滥”，而《古乐府》“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此书元至正刻本有方震孺、黄丕烈、季锡畴、乔松年等人跋，黄跋在卷首，并钤有“荛圃”“丕烈”印。今藏国家图书馆。黄丕烈对此书的价值非常看重，跋语云：“辛未季冬月七日，积雪盈庭，闭门谢客，有书友持此元刻左克明《乐府》来，索番饼四枚，余留之。取足本《读书敏求记》所载《焦仲卿妻》诗证之，语句都合。向得诸所闻，今得诸所见，可云快甚。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逐’二句，此本无之，虽在钞补叶内，然行款不差，所据必元刻。且‘寡妇赴彷徨’，依然‘赴’字未改‘“起’，其为元刻无疑。至于装潢款式犹是述古旧藏，古色古香，溢于楮墨，令人珍爱奚似，岁晚获此，赏心乐事之一。越日十有四日。复翁识。”黄丕烈在题跋中好提及书价，尤其是善本书，通常有书沽售价、还价的纪录，也因此为人讥诮。其记载售买、得书等情形，画面感极强，让人感觉如在目前，体现了黄氏收书之不易、得书之欣喜，提笔时仍能记忆犹新。但此条题跋很有代表性，其主要价值还在于校勘文字、考订版本，通过书目、文字、行款等各种例证，来证实版本确属元刻无疑。应该说，藏书家藏书乐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通过考订，验证“真本”。

另一则未见于《荛圃藏书题跋》及后出黄跋辑佚文献的，是宋宝佑五年（1257）赵德润刻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不过其跋语非黄丕烈亲笔，为佚名所过录。此书也是残本，存三十五卷，缺七卷。每卷一册，合三十五册，今藏浙江图书馆。《通鉴纪事本末》为南宋袁枢编撰，虽系录司马光《资治通鉴》，但分类编排，每一事详记本末，便于读者详悉事件之由来、发展及其结果。此书开“纪事本末体”先河，因此自成书后颇受重视，历代刊刻也较多。其宋刻有“小字本”“大字本”两种，赵刻本为大字本。小字本为南宋淳熙二年（1175）严陵郡庠刻本，赵德润认为其“字小且讹”，所以精加校雠，瞿中溶认为此刻“在今日已同麟角凤觜”，极为珍贵。其版片历久未坏，明初尚在南监，后不知所向。黄氏得此书亦极为惊喜，在卷前衬页上题跋云：“《通鉴纪事本末》，今俗刻本误谬脱落往往有至数十字者，以此南宋椠大册本校之，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可见斯书之善。兼以书法古雅，刻画精工，极尽宋人刊书能事。而宋讳缺笔之字一一弗爽，悉属可据，充好古读书君子之秘籍无愧焉。所惜者，印本已后，时有漫漶，而亡佚八卷，不成完璧。虽然，夏玉、商金、秦刻、汉碑，莫非至宝，何尝无残泐，自当一例等诸。生沐广文，爱而有之，实具眼者，否则奚好此耶？余既为两家骑驿，了此一重翰墨缘，曷可不记？西山刍荛翁丕烈。”虽为佚名过录，非黄氏亲笔，亦可见其收得此书的得意之情，从书法、刻工、避讳等论其确为宋本无疑。不过，或许编《百宋一廛书录》时黄氏尚未得到此书，也或许因此书为残本，《书录》亦未收录此书，其后辑编黄氏题跋的各类文献也未见著录。

2019-09-19收藏天下频道《艺术观察》栏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