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篇”的修辞艺术 

李春阳

【内容提要】“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写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几乎人人能背诵，其思想内容、道德倾向和表述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和汉语写作，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字表述中有强烈的烙印。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试图以修辞批评的方法，探讨这一经典文本的形成、传播方式、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本文特别留意它们的道德指向与古老的墨家思想之间的关联，其影响的广泛性、渗透性堪比传统儒家的“四书”。事实上在“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知与行”以及对于人性的基本设想等大问题上，它们塑造了几代人的基本理念。

【关键词】“老三篇”，白话文，修辞批评，道德主义，宋儒，自然人性论。

一

今时中年以上的国人，曾背诵过“老三篇”。所谓“老三篇”，指的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分别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纪念白求恩》，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的《为人民服务》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愚公移山》。

如果加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所写《反对自由主义》，又称“老五篇”，另有“老六篇”之说，一九六七年出版《毛主席的六篇著作》，在此这五篇基础上，加上其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三篇不仅篇幅长，且内容庞杂，远不如前三篇容易记忆。就“老五篇”而言，前三篇是正面的理想教育，后两篇则属反面纪律教育，性质有所不同，“老六篇”的第六篇则是十二个小题目下的政策纲领，比前五篇的总和还长。

家喻户晓的还是老三篇。

可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没有任何文章，在短时间内能够传播得如此广泛。言文行远，不胫而走，争相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史上不乏先例，但老三篇的传播不同。文章固然是好文章，说模范之白话文也不算阿谀，但却不是让诵读的人用来学习写作，而是为了实行的。践行的道德准则，就蕴涵在老三篇当中，从功能上说，它类似于宗教文本或者圣书的作用，就世俗社会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不同寻常。

林彪曾经说过，“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作为对这一指示的响应，当时官方提出的要求是：“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全民范围内就道德理想教育达到的深广度和效果而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从未有过。大批学习和践行“老三篇”的先进和模范个人，雷锋、王杰、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尉凤英、李素文、王道明、廖初江、孙乐义、张春玉、焦裕禄、丰福生、麦贤得、王有发等等，从大公无私的意义上看，皆是墨家式的人物，特别是从他们的言论去考察，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信仰。到底是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还是毛主席本人的信仰，也许并不容易区分。“《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我学了四个字，就是‘完全’和‘彻底’。‘完全’和‘彻底’是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离开这个高标准，工作就做不好。”（孙乐义语）

假若文化大革命真的有一个思想主题或者观念主题，就是“公”与“私”之间的斗争，或说围绕着“公与私”的各式各样的斗争。“文革”开始不久，报纸上提出，“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为私的观念，建立社会主义为公的观念的大革命，是改造人的灵魂的大革命。”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短文从《毛选》众多文章中析出，成为一册，犹如四书的编定。什么时间什么人首先这么做的，似乎没有办法考证。就本书接触的材料，最早出现的“老三篇”单行本，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十四开，名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封二的《出版说明》讲，“本书各篇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二版所载原文重排的。”本书判断，编者只是由于这三文篇幅太短，不宜出单行本，合为一册，别无他意。正文外有注释，六千字，十九页，定价三分，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半年之内已六次印刷，没有注明印数。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第一句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热烈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大学‘老三篇’，大用‘老三篇’，努力改造思想，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十月三十一日的《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社论。看起来“老三篇”的发明权至少是推广权属于林彪。

一九六六年的《解放军报》从一月三日起，每周有一篇学习毛泽东文章的辅导材料，一次学一篇，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至八月底共刊登二十馀篇，辅导材料分为“历史背景”、“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要着重领会的问题”三个部分，还有“思考题”、“资料”、“名词解释”、“学习信箱”等，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刊登《学习〈为人民服务〉》，四月十八日是《学习〈纪念白求恩〉》，五月三日为《学习〈愚公移山〉》。此三篇学习辅导材料，均未联系另外的两篇，也未把它们视作具有内在关联的文本，也未提“老三篇”和林彪的号召，其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以《五一六通知》为界限）。十·二八社论发表后，《解放军报》重编了上述三篇文章的辅导材料，先发在报纸上，一九六七年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六十四开，七十六页，定价七分，封面上注明“重编本”字样，林彪的指示置于扉页。

就本书阅见的材料而言，最早关于“老三篇”的提法，出现于《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社论，此前没有看到有这一说法，此后便多了起来。

宋儒的道德主义思路，也许是在无意识中被贯穿下来，教化民众的基本方式，一面树立楷模，同时让人知道戒惧，恩威并重，王霸杂用。毛泽东曾明确说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老三篇”乃其新道德主义的核心文本。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张思德，四川仪陇县人，中央警备团战士，一九三三年加入红军，经历长征，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烧炭，因炭窑崩塌而殉职，年二十八岁。

《纪念白求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时曾经赴前线救助。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到中国，三月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为伤员施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唐县去逝。

《愚公移山》，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闭幕的中共七大闭幕词。《列子·汤问》所载愚公移山的故事脍炙人口。“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功利主义式的革命四句教，堪比宋儒的横渠四句教，后被谱为歌曲，“文革”期间广为传唱。

二

《为人民服务》全文七百六十四字，分为五个自然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第一段的开头一句，有些特别。主干是一个主语较长的判断句，A和B是革命的队伍，但由于主语的变化，标点符号的使用，而使整个句式摇曳生姿。A=我们的共产党，B=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背诵之时，这一优点突出，念得遍数多，越觉得话有滋味。所谓味道，就是语言比意思多出来的那部分。

第二句的主语，恰好是第一句的宾语，修辞上具有将两句话衔接得紧密的效果，仍是判断句：“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完全”“彻底”，两个最高程度的修饰词，意思大约相当，但在形式上却尽量变化，一前一后，围绕着“是”而分布，使这一肯定判断的语气，在不知未觉中变得十分肯定，毋庸置疑。既然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就没有自己的利益，而只有人民的利益，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奋斗、而牺牲。不管是不是这样，起码在表述上，这是无懈可击的。

第三句，是此一段落的第三个判断句，主语是“张思德同志”，宾语长了些，“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而连接两者的是“就是”，而不是“是”。

连续三个判断句，用了四个“是”，却有变化，显示了白话文在语气上的灵活性和同一句式的多姿多彩。

第二段一四句，每句有一层独立的意思，合起来却是严密的论证，结论明确，归结在第四句后半句话上：“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引用司马迁的话，大致是原话，出自《报任少卿书》而略有出入，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将“死有”改为“或”，去掉后面的一句，意义基本没变。虽说司马迁用的是文言，但与白话同样明白易晓，勿须解释，而是加以引申，赋予“重于泰山”以新的含义，“为人民利益而死”。文白衔接，自然而无痕迹。称司马迁为“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而不是汉代史官有些不寻常。听讲者多数没读过《史记》，也不必理论作者是哪朝人，但“文学家”的头衔，还是十分特别，在新文化运动的视角下，才会有这样的说法。

第三段稍长些，六句。前四句所说，大体是一个含义，但层层递进，后三句口语化色彩浓，简短而直截了当，是对第一句的补充和说明。第五句是举例说明，有名有姓，议案合理，已经采纳。第六句是全段文字的概括，“只要…就…”连接的一个条件复句。主语是“我们这个队伍”，与第一段的主语照应。

第四段是全文最长的一段，有九句，似在论证上段结尾的那个条件复句，回答为什么“我们这个队伍”“一定会兴旺起来”，也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所在，每句说的都是“我们这个队伍”。“五湖四海”是成语，泛指四面八方，全国各地。唐代吕岩《绝句》有“斗笠为帆扇作舟，五湖四海任遨游”之句；宋朝《景德传灯录·福州鼓山神晏国师》云：“鼓山自住三十馀年，五湖四海来者向高山顶上看山玩水，未见一人快利通得。”成语古老却没有典故，人人能懂。前三句讲的是“我们这个队伍”的构成，既描述了现在，又展望了未来。革命者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用了一句口语“走到一起来了”，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根据地小就直接说“还要更大些”，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没有说，却说了“全民族的解放”。

接下来的五句，讲了“我们这个队伍”的困难和牺牲。文章写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抗战进入第七年，正是困难重重之际。先是总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三个“要”两个“看到”一出，大家眼前为之一亮，仿佛真的看见了什么，语言运用恰当，的确可以带来某种信心和勇气，下面却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这是我们的困难背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有意地区分“他们”和“我们”，受难者和解救者，乃是为了突出解救者的先锋意识，以唤起他们奋斗的热情。下面三句谈到了死亡和牺牲，因为有第二段的铺垫和伏笔，重点放在死亡的意义上：“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所”是成语，是书面语，用的是文言句法，口语不是这样说话的。“得其所”，得其合适的地方，就是说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魏书·张普惠传》曰，“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明朝朱鼎《玉镜台记·王敦反》有“人生自古谁无死，只要死得其所”。白话文并不一定要排斥书面语，用得恰当，往往言简意赅。第九句看似闲笔补充，实际乃是重中之重。“我们这个队伍”是一个集体，一个武装的战斗的集体，处于困难当中的集体，只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才能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消灭。

最后一段虽短，却有五句。而第一句和后四句话的字数总和相当，该长则长，需短便短。口语化的句式，仍是此一段的特色。“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这样简捷的口语，人人嘴上说得出，执笔为文时一般的写作者并不就敢使用。以“开追悼会”的方式“送葬”，是革命队伍的一种新习俗，与传统的安葬方式差别大，破旧立新，在风俗上是最难的，“这要成为一个制度”，于革命队伍而言，这句话如同命令，表明一种新习俗的建立，无须赘言。此文作为悼词，其写作和演说以及正在举行的这一仪式，是新习俗已经建立并通行的明证，“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表明“我们这个队伍”对于新的习俗有信心，对于移风易俗有信心，“介绍”的意思，是推荐使用，但并不强求，“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停灵发丧那一套延续千年的旧俗似乎可以被取代，这是共产党人的制度创新。在哀悼死者的习俗上，制度创新从革命队伍开始，逐渐推广至全社会，在全民抗战的年代里，有这可能，给死者以适当的地位和尊荣，准确地评价死者的价值，同时亦为生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是全文的结束语。回到了死亡事件上，一切的安葬活动，无非乃是生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新的习俗也许更为适当，这是就形式和内容互为配合的意义上而说的。新的习俗——“这样的方法”，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我们凭借死亡带来的这样一个悲伤的机会，达成民族的团结，这是来之不易的，却是大有希望的。简短有力的结尾最后九字：“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人民”一词在这篇短文里，出现了十七次，五个自然段中，“人民”都是一个关键词。全文命名为《为人民服务》，再恰当不过了。

这篇文章的意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概括为：“通过对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悼念和赞扬，教育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该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

人民近乎一个抽象概念，什么是人民？谁是人民？一九六六年千百万红卫兵聚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很清楚谁是毛主席，这千万张年轻的嘴，异口同声喊出的不就是人民的心声吗？当检阅车驶来，首长从喉咙里发出并以扩音器放大其略带口音的亲切问候——“同志们辛苦了”，一支方队高呼“为人民服务”之时，喊的和听的人，真的知道人民的确切含义吗？在“文革”中一边与“文革”小组成员合作，一边又尽力保护一些人免遭迫害，在武斗和混乱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那时知道人民的确切含义。

从抽象的人民，到具体的个人，也许要经历千山万水。

有人主张，“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的，并需要人们进一步加以推动的，是把中国的立国之本，由抽象的集体转换为具体的个人，从而实现由集体主义社会向个人主义社会的转向。”看起来作者懂得个人的含义，但是人民的含义也能被懂得么？

三

《纪念白求恩》九百八十六字，四个自然段。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第一段前四句是一个意思，概述了白求恩的事迹，定义了他的精神，号召每位中国共产党员学习他，下面的五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评价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开头随意，出于对口语的生动追求，“五十多岁了”于一个个人的描述，就汉语而言是具体的，虽然并不准确，白求恩去逝时年四十九岁，着眼点在感觉，而不求事实上的准确。五十多岁又曰年过半百，应安享天伦之乐，而白求恩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此洵为 “毫无利己的动机”。

第二段十句话。前两句是一层意思，讲的是白求恩对待他人及工作的态度，即他的为人。但概括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未必准确。接下的五句是批评一些不良行为和风气，也是以对比看出为人的不同来。后两句是接触过白求恩的人对他的直观感受。最后一句则是重复第一段第四句的意思，再次号召党员学习他。

第三段只有一句话。讲的是白求恩的业务素质，这一素质是他“极端负责任”和“极端热忱”的保证，有了这样高明的医术，他的态度才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四段七句话，两层意思。前四句是第一层，对于同白求恩个人交往的回顾和大家的感受与纪念。后三句的意思已重复过两次，号召与学习。

《为人民服务》着眼于革命队伍，以极具说服力的文字阐述了这个队伍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着眼于革命队伍中的个人，对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学习的榜样，做五种人是每一位革命同志的努力方向。

一九六六年《解放军报》的学习辅导材料认为，学习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要点，就是“破私立公，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做共产主义新人”。

四

《愚公移山》则着眼于整个民族。围绕着一则古老的寓言，树立起在全国取得胜利的信心。本书的核心语句是，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愚公移山》一千六百零二字，六个自然段。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的，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第一段，全部意思就是第一句，“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会的内容决定了三件事，“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主语是“今后的任务”，读上去像一个无主句，谁来“领导”，当然毛主席，所谓“党的路线”亦即毛主席为党指出的路线。“胜利”和“团结”，从那时起不仅成为一切大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且成为形容一切大会的口中必有之词。而事实上，像七大这么成功、如此团结和胜利的会议只有一次。有时候一个词用得太成功，往往把这个词汇作废，把它的意义给取消了，只留下了声音，跟定了主词。三个“模范”，还是在说这个大会好在哪里。三件事、三个报告、三个模范，归纳得有层次又不刻意。

第二段，两句话，散会之后，大家分赴各地，要宣传大会的路线，要做解释的工作。这是布置任务，决不可少。考虑到一九四五年时期信息技术手段之少，依靠开过会的人，口头宣传的任务是非常之重的。由出席者传达会议精神，至今也还在使用。

第三段是全文的核心，五百四十七字，是回答第二段的问题，怎么宣传？宣传的要点是什么？如何概括大会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肯定不会有统一的理解和领会。伟大的革命四句教，是在这个接骨眼上提出来的。既是先锋队，须要落实四句教，问题在于以这种必胜的信心感染全国人民，尽早加入到胜利的队伍中来。群众的觉悟和先锋队的觉悟，字相同意思却不同，群众总在分出胜负之时倒向胜利者，如果能感觉到群众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去奋斗，岂不是可以增强自己的信心么？在这个关键的地方，一句伟大的警句出现，全文的核心思想出现：“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这句话的厉害在于，它是无法反驳的，永远正确，谁不是中国人民？反动派是不是？谁承认自己是反动派？说到中国人民，是暗示在野的共产党和人民，反动派是当其时的执政党。接下来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了一个《列子》中的寓言。

胡适当初的“八不主义”中反对用典，他不知用典可以取得多么惊人的表达效果，本不过一篇七大的闭幕词，但因为用活了这个典故，也使讲话本身变成了漂亮文章——《愚公移山》，文因事传，事因文传，相得益彰。典故是旧的，意义却是新的，那两座大山，被命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人民大众，被赋予了“上帝”的地位。这个上帝是需要被感动的，而感动上帝需要以言辞，毛泽东的言辞，既恳切又雄辩。愚公移山这个典故，实在用得好，既脚踏实地，又神秘莫测，挖山不止，是实实在在的工作，感动上帝却又似乎轻而易举，一旦感动上帝，胜利和成功宛如魔术一般，简直不可思议。后来的历史进程，恰是验证了这不可思议的奇迹的发生，愚公移山，此四个神奇的汉字，如芝麻开门一般。这段的结尾，讲完那个神奇的寓言之后，话锋一转，又强调指出挖山不止的重要性，只要挖下去，“有什么挖不平呢？”

第四段，讲完背山的两个神仙，接着便是两个美国人，是否有幽默的意思呢？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想与美国人订一个条约了么，而其时条件尚未成熟，扶蒋反共的政策，看起来没有改变的馀地，但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要区分美国人民及美国当时的政策。看上去这仅仅是说法的不同，但于毛泽东而言，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不可改变的事物，尤其是政策。“文革”后期，他力排众议推动了中美建交，为后来的改革投下一枚最关键的棋子。毛泽东实际上是他自己时代的终结者。赫尔利“不合作”没关系，尼克松可以合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美对比中，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牌，但毛泽东却占尽主动，五十年代初想打则能打，七十年代初，想和又能和。政治家毛泽东是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一般的人物，或可以说，没有中美建交，何来改革开放呢？

第五段，由美国的不合作引出了苏联的“合作”，引用斯大林的权威论述，说这话时，毛泽东的心情或许是苦涩的，因为即使已经到了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对于共产党能够在中国取得政权依然没有信心，此前他一向不看好中共，毛泽东对于这个底细是清楚的，党内高层也清楚。这里，毛泽东援引的是斯大林的道理，而不是他可能给予的援助，这反映出毛泽东自力更生的倔强性格。相反，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展开之后，财政上不得不依赖美国政府，而共产党打仗却似乎不花钱，延安所有的各级官员，未发工资，军队依靠自己生产养活自己。毛泽东的修辞手段高超，“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并列使用，从词语的形式上看，由于遭受了共同的“反”，所以此三者形式上不得不“一体化”了，但实际上苏是苏，共乃共，民主是民主。

第六段有意思，作为七大的闭幕词（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提到了国民党六大，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闭幕时间与中共七大相隔二十日。会议发表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指其“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五月十八日蒋介石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的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外部敌人那时还没有宣布投降，国共两党已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制定出了各自的路线和战略，没有调和的馀地。

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二战结束之际，中美的不同在于，美国人通过投票来决定两党谁执政，中国人却不得不通过血腥的内部战争。毛蒋及两大集团的其他领导人，谁也不相信军队可以中立，真正交付国家。政治上的分歧通过辩论和选举来解决，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政治分歧一定需要军事解决么，如今的国人再出现政治分歧怎么办，仍然动辄寻求军事解决么？

况且在国共之间，几十年互称对方为匪，早已不是什么政治分歧，还是以中国的观念来看待比较自然，那依然不过是天下江山、成王败寇的时代。一九四九之前，国共两党之间向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西化进程虽快，却总是弄得变了味儿，社会习俗也未能跟随上来，两党政治在中国无须变通，自然演变为两党之军事，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下来，胜负分明，谁也没有话说，假如是选战、投票，谁又能保证计票的真实无误呢？

七大之后的历史，是毛泽东政治军事路线的胜利史，也是国民党六大路线的失败史。

周作人在一九五零年写过一篇《愚公移山》，发表于六月二十五日的《亦报》上，署名十山。他说，“古人云，为政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力行二字中国向来最是缺少，把国家社会上的事一向弄得稀糟，但是现在由共产党领头，实事求是，刻苦忍耐的风气忽然勃兴起来，可见以前的不力行乃是不为，而非是不能，只要做去是做得成的，中国的大希望正就在这里了。天下事最怕不做，做了总有好处，愚公移山虽系寓言，却是很好的教训。”

当时载有《愚公移山》一文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尚未编出（第三卷首版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老三篇”里的《愚公移山》一文，周作人亦大约无缘读到。以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寓言，来称扬新政权的所作所为，与五年前毛泽东以同一寓言来鼓舞全党的士气，在本书看来，实在是有趣的巧合！

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解放军报》编者按语：“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光辉著作，是每个革命者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根本的必修课，是破私立公、改造人们灵魂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二十多年来，这三篇光辉著作的伟大思想，对于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哺育共产主义新人，推进人民革命事业，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三篇文章着眼点不同，分别是团队、个人和民族。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才能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意志，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处理得不恰当，则冲突激烈。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政党既是组织化的行政力量，又是权势集团。怎样通过国家立法，保护个人权利，个人如何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来平衡党的力量的扩张，也是今天从政者面临的基本问题。毛泽东在那样一个危亡时代，将个人凝结成政党，投入到社会各种势力的较量当中，实现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

“老三篇”里，写得最好的，恰是最短的那篇《为人民服务》，论述的对象是革命队伍，党和军队，“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于这样一个先锋队，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团而言，毛泽东的论述和要求是合理的，既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也是理想主义的体现，能够激励人去奋斗、去牺牲。正如墨子学派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真正做到固然困难，于一部分人来说，不是不可能的。党风说到底是党在多大程度上不屈服于物质利益，而不是以垄断性权力宣布自己代表全民，代表未来，代表正确的方向，这种宣布并不能说明它真的在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纪念白求恩》着眼于个人，尤其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认为白求恩“毫无利己的动机”，是典型的中国式思路，在西方语境下，白求恩的行为属于志愿者的行为，并不罕见。在来到中国之前，他和他的医疗队曾赴西班牙战场。他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来支援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如果我要穿好吃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这正是他自我的个人意志，他是愿意这样做的。接受专业的医学教育训练之后，选择医生职业意味着以医术帮助他人，救助生命，从实现自我价值这点上看，利己与利人是统一的，未必将两者对立起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实际上夸大了人类所面临的日常道德困境，只有在极端情境下，两者或许才是对立的。批评四种道德上不高尚的行为，不负责任，拈轻怕重，先替自己打算，喜欢自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乃是人性当中的小缺陷。这种人“其实不能算共产党员，至少不是纯粹的共产党员”，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却是标准极高的。虽然算不上共产党员，应当承认他们是有缺点的普通人，并没有违背做人的道德底线。五种人的要求，是对党员提出的，对极少数先进分子而言，也是真正的高标准、严要求，后来扩大至全体民众，就有脱离实际之嫌。

怎能要求所有人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和有益于人民的人呢？在道德高标和道德底线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是人类道德活动的基本空间，不能为高标的缘故而简单取消。“文革”中所谓兴无灭资、破私立公即是如此，这自不是“老三篇”的错，是不恰当地领会“老三篇”的精神，将其道德要求普遍化和极端化的后果。

“自有文化以来，几千年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它的共同点，就是私有制。一切旧文化，都是为私有制辩护，为私有制服务的。我们建立公有制，巩固公有制，必须破除旧文化，破除形形色色的私有观念。私有观念是产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私有观念破得愈彻底，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愈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愈发展。”

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意识形态高调，表面上看，似乎振振有辞，实际上不过是宋儒的老调。“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既如是，人生的得救之途，只能是“存天理，灭人欲”了。对于私欲的排除，王阳明讲得很多。“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也。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唯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

这既是善恶之分，亦是君子小人的界线，稍一变通，弄成了“公与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兴无灭资”云云。

古之官吏亦曾叫嚷“以公灭私”或“有公而无私”，但没人以学说看待它。顾炎武《日知录》有云：

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肚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母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

大公无私叫得最响的人，那些写社论读社论的人，通常是国家干部，供给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被剥夺了其最后一点“私”的乃是广大的农民，口粮也没有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命运？古时候没有饭吃，还可以四处逃荒，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家庭成为绝户，一些村庄竟无人幸免。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不知出自何人手笔），刊发之后，虽阅读者众，并没有获得格外的注意。这实在是白话文运动中的一篇重要的文献，在公与私的问题上，其鲜明的立场和高昂的斗志，与犀利明快的文风，干净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性，堪作范文。

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几千年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化，都是为私有制度服务的，为私有观念辩护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破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果不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让形形色色的私有观念自由泛滥，公有制经济就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伟大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联，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破除私有观念的大革命，改造人的灵魂的大革命。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私有观念。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公有观念。所以，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新，就是新在一个“公”字上。改造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思想，就是要破旧立新，破私立公。

为私还是为公，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为私，就是处处想到自己，只顾自己，争名，争利，争权，争出风头，忘了整体，忘了社会，忘了七亿人民，忘了三十亿世界人民。他们脑子里只有自己一口人。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一口观”。他们站在“一口观”上看世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一切。

为公，就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光辉著作，是破私立公、改造人们灵魂的强大武器。我们一定要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最根本的必修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解放军报》社论《“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表达了同样的信念：

我们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资历长短，年龄大小，都应该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自觉革自己的命。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缺点要不断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要在改造灵魂的战斗中，做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战将，不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胆小鬼。要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怕痛，不怕丑，不怕亮出思想，不怕触及灵魂，不怕失掉个人尊严，不怕改变现状，从‘我’字中间彻底解放出来。

话说得动听，亦冠亦冕，堂而皇之。实际上给随时随地批斗他人和自己遭受批斗找到了哲学上、宗教上、法理上的最后依据。个人权利的观念，本来就没建立起来，经这样革命性的蛊惑，无论是侵犯他人者，还是被侵犯者，皆没有了基本的法律界限。侵犯人身自由这样大的事情，竟然能够糊涂过去。先贤在恒产与恒心之间，千百年来持唯心主义立场，心之能恒本来颇为渺茫，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非精通宋学思路者说不出这样的口号。

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了公。经济基础改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思想这些东西就需要跟上来。身子进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资本主义，那怎么行！公有制要求人们有为公的思想。人人都有公共责任心，公共道德品质，关心公共事业，维护公共利益，爱护公共财产，社会主义的大厦就能建成，人民的江山就是铁打的。

说了那么多“公共性”，最后可以落实的，只有公共财产。问题是那个年代，所谓公共财产，无非是田里的庄稼、路旁的树木，圈里的牲口汲水的井。“大河有水，小河不会干”听上去似乎在理，大河小河一起干，乃全体赤贫状态下的平等。三年所谓自然灾害，饿死数千万人，死因至今还没有下落。人民公社与后来的家庭承包制对比之下，“大公无私”实在不过一个动听的神话而已。

人民公社化，表面上看是公有制在农村的实施，实际上是法家“编户齐民”思想的制度建构。法家在历史上对于儒教所宣扬的宗法伦理和族亲纽带，曾经不遗馀力地打击，明令“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只有如此，才便于专制皇权对社会直接控制。

公共性与私密性虽非一荣俱荣，却一损俱损。以道德的名义，将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合法性取消，法律不加以保护，造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

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向来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竞技场。而这种以公的名义对于私的“征伐”，在历史上由来有自，师出有名。天下最大的公，不过是皇帝一人的私而已。所谓集体的财产也仅仅是名义上的，支配权还在某些个人手中，而为保护集体财产，有时只不过是电线杆、羊群等等不值钱的财产，而牺牲个人宝贵生命，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

《“老三篇”万岁》的编者《前言》说，“怎样真正学懂、做到？就必须要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以老三篇为思想武器，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只有无私，才能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只有无私，才能有远见，不图名，不图利，顾大局，识大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只有无私，才能无偏见，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无私，才能无畏，不怕苦，不怕死，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只有无私，才能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深入群众，联系实际。总之，只有无私，才能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并列的五个“只有无私”，得出来一个结论，仍是“只有无私”。依照物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那样一个公有制社会中，几乎没有基本的个人财物，所有才会“只有无私”，说得明白一些，应被称为一无所有，人所塌实拥有的，只有“只有无私”了。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和道德标准在历史上假如真的有过的话，实际上出自墨家而非儒家。白求恩张思德的死，一位外国志愿者，一位普通兵士，与传统文化没有干系。儒家的伦理，以血亲为枢纽，在道德上不排除私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身之富贵，一家之尊荣，一姓之兴旺，莫不有私。儒家到后来变成了伪善，明明追求的是富贵，嘴上却说是仁义，心口表里不一，四书弄到这一步，已不成样子了。“老三篇”志在建立新道德树立新风尚，受众是广大的工农兵，而不是士大夫读书人，远绍墨家之遗绪，符合众人的身份。而它在全社会的通行，也取代了过去四书所具有的教化功能。

老三篇提倡的是原子式的个人，功能性的个体，既没有自我意识，也缺乏个人权利要求，更不会有尊严问题，灭尽了私欲，全身心为公，真正是人民的公仆，这与墨家提倡的大禹式的英雄类似，虽说墨家的学说，失传已经上千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曾经特别流行，“公社呀，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除了牙刷。”

 “我恨那个可怜的私字，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在人们的语言中，把这个私字消灭掉！”在公和私的论辩中，占上风的是公，在这样一个破私立公的氛围中，谁敢为私辩护呢？继文白对立之后，又弄出新的对立形式，一再强化和重复一种压倒性优势，正确就这般一次又一次战胜错误，在我们应该享受正确所带来的果实的时候，却不得不面临正确所造成的诸多灾难。

六

公和私之对立，变成了字眼的崇拜，对于到底何谓公、何乃私，当时人们不敢深究，过后也依然不明晰。

《商君书·修权》：“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过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费孝通一九四七年出版《乡土中国》一书，曾剖析过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他认为理解这种以“私”为核心的波纹差序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的和外向的路线，正面的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的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这样的公私观念，是为专制王权而精心设计的。黄宗羲的观点一针见血，所谓君，乃“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一九四九年政权更迭之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延续了数千年的“公”和“私”的观念，在短时间内未发生变化。在这样的体制下狠斗私字一闪念，表面上是与一切传统的剥削阶级的观念决裂，实际上还是陷在传统的公私怪圈中为假公济私者效力。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私的观念虽然没有地位，但私欲却是从来也没有被祛除过。人必有私，又无法承认其私，后果是不得不假公济私，专制皇帝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不过是最极端的例子而已。

在集体主义或者说标榜集体主义的年代里，假公济私不仅是某些个人的特权，且成为其“济私”的正途，因为没有给“私权利”以合法的地位，假公济私者，甚至可说是被逼上梁山的。

顾全大局和以人为本，是今天流行的话。什么是大局是相对而言的，在体制单位中，在领导看来，单位是大局，若从外单位去看，不同单位构成的系统才是大局，从系统之外看去，国家才是大局，你该顾全哪个大局？

以人为本，须落实为以个人为本，才不至于一句空话。而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生而有之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为了什么样的大局，再大不过的大局，也不应牺牲个人的基本权利、价值和尊严。一个人可以自己选择牺牲从财产到生命等个人所拥有的，但任何别人无权这样要求，谁也不能强求别人道德高尚，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权利。

以人为本和顾全大局，在中国往往弄成表里关系。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单位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一句表态的话，任何领导都喜欢听，它表明说话者识相、得体。但却未必真的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序列排出之后，大家普遍觉得正确，不可动摇，为什么？还是传统的“公”与“私”的结构在起作用。宪法大，还是体制大？外国也有官，但不见得有官本位，外国的官也掌握权力，但未必会弄到全民崇拜权力。究其根源，这样一种纠缠不清的“公私关系”和无所不在的体制，恐怕难辞其咎。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区分公私。严复将英国人穆勒（J.S.Mill）的名著《自由论》（On Liberty）译为《群己权界论》，大有深意。

 “老三篇”所宣扬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传统价值和传统道德之间的联系，被有意地忽略，或说被掩盖起来了。标新不过是策略，所谓新道德、新风尚、新文化、新习惯不过是改头换面伪装之后的宋儒的道德主义旧训诫，也正因如此，方能迅速流播。而真正的立异，难乎其难。

在较大的文化框架下理解“老三篇”，至少有三样不应该被忽视：墨子精神两千年的馀绪，宋儒所创千年的道德主义传统，五百年来王学打破尊卑界限的思潮。你可以不了解这些历史因素的存在，但他们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法家思想的暗流和专制王权的统治秩序，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

“老三篇”有一种不明显的非智主义倾向。虽不明显，却很重要。精英主义的衰落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其背景。墨家思想之中本有此倾向，阳明学打破上下尊卑的界限，从学理上论述人与人的平等地位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文革”并没有落实这一平等，而是颠倒了过去的尊卑地位，以工农兵为尊，知识分子为卑。古之士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衡量个人的道德修养，有一个词汇曰操守，只有它能体现一个人真正的道德素质，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苏武牧羊塞外十八年不改汉节，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为珍贵！

要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话，须首先尊重个人意志的自由和选择上的自主。若一个人以他个人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选择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生活方式，并甘愿承担后果，不计名利得失，这当然是高尚的，也是值得称扬的。白求恩、张思德，更多地是他自己要成为那样，每个人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成为白求恩、张思德，但他人无权要求别人这样做，国家也没有权力这样要求每一个公民。

老三篇的口语色彩很强，“今后我们的队伍，不管死了谁”，这样的说法，明显不是书面语。用进文章里，显得简洁明快，又使语气有所变化。

《为人民服务》处理得最好的是对死亡的态度，对革命工作和事业的态度。赋予死亡以全新的意义，就是赋予生命全新的价值。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话说得诚恳极了。

“老三篇”中的每一篇，语气都是诚恳的。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共产党人说话的语气是诚恳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能够提出的最好的关于组织政党、军队和团体的理念了。

在战争中，个人的力量的确微不足道，只有融入集体之内，只有万众一心，形成民族的阶级的集体意志，才能有所作为。既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又不培养个人的主体观念；既提倡个人牺牲精神，却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既要树立个人气概，又不突出个人本身的作用和地位，《纪念白求恩》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提出，有极好的分寸感：“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张思德，做的是普通的工作，牺牲的原因是意外事故，没有太壮烈的场面和多么非凡的业绩，能够赞美的是白求恩医术上的“精益求精”“极端负责任”和对同志的“极端热忱”。两人的名字响亮但个性并不突出，特别地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

七

真正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学说自古有之，这就是墨家。墨家讲“任”，《墨子·经说上》曰：“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所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梁启超号“任公”，来源于此，他亦曾作《墨学微》。汉代之后就已经中断的墨家思想有复兴的趋势，一九零六年《民报》创刊号上刊载墨子画像，并称之为“世界平等博爱主义第一大家”。

今传《墨子》五十三篇，非墨子自著，亦非一人所著，且非一时之著。实际上是墨子学派的文章总集。《孟子·滕文公》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认为，“凡天下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他主张兼爱，非攻。否认我、人之别，亲、疏之别，主张视人若己。与儒家的差序排列不同，墨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有馀财则相分，有馀道则相教，有余力则相劳。”打破亲疏、强弱、贵贱、贫富、智愚等一切先天、后天的差别，以平等为其根本精神。

墨家学派的楷模是大禹，“禹亲自操橐耜而九集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俞樾为孙诒让《墨子间诂》序云，“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于古。郑重其事，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他认为墨子有公而无私，杨子有私无公，儒家近于杨而远于墨，当以孟子为主，墨子为辅。

韩愈对于儒墨之间的相通处，也有过简短的论述。但由于墨子陈义太高，自处过苦，又持之甚过，汉以后失传，在民间侠客和义士身上，偶能瞥见其一鳞半爪。章太炎曾说，“至仁不过大禹墨翟。墨翟之仁，自汉以后，可复得乎？其道德则非孔老所能窥视也。”梁启超认为，审美观念低减到零度，是墨学失败的最大原因。

蔡尚思《墨子思想要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分为统治者的官方与被统治者的民间两大系统，儒法代表前者，道家靠近前者，墨子代表后者。蔡尚思认为墨家是社会本位，道家是个人本位，儒家是家族本位，是比较准确的。

早期共产主义者蔡和森认为，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理论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绰号墨者老杜的杜国庠认为先秦诸子，只有墨子是革命的。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零年，陈伯达的文章《墨子哲学思想》发表于《解放》，毛泽东曾亲为之修改。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他还说，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

王桐龄说，“墨教徒轻生死、重义侠、忍痛苦、守纪律，其实行力之勇，自信力之强，团结力之固，富于军人性质，远非儒教徒所能及也。”

“老三篇”写作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的延安，正是墨子精神沉寂千年之后灵光一现式的复活。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贫农出身的张思德从四川仪陇加入红军长征的队伍，也跋涉了上千公里，到延安后他们在自己的身上，见证了墨子精神的再生。

八

“老三篇”简短，逻辑清晰，主旨明确，容易记忆，模范白话文的朴实文风，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看上去截然不同。然而作为文字，其影响道德人心的途径，还不得不因循《四书》的旧辙。

儒家伦理的核心强调血亲关系的价值， 古人言“百善孝为先”。受除旧布新观念的影响，新中国的头三十年里，很少提及孝道。但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亲不亲，阶级分”这样的语言，却泄露了所谓阶级恩情的真相。党的组织和军队，犹如一个大的家庭，忠孝当然仍是需要的，只不过对象却不再是父母，而变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传统孝道，看起来不必改动太大，即可适应新的政治需求，共产主义新风尚能够在农民主导下的中国迅速成功，关键在此。道德主义教育或说教化，是缓慢地起作用的，它必借助于传统与人的心理惯性，方可收其成效。

“老三篇”写于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携带着那个时代生活清苦、物质贫困、精神指向明确的道德氛围，这一氛围后来扩展至全中国，直到文革之前，尽管有种种政治斗争，天灾人祸，总体上社会风气仍是正的，道德主义对于现实的塑造，包括对于人的塑造，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处在这样的语境里，人甚至想不到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去争取点什么的。雷锋、王杰，这些民间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表里如一，感人至深。

尉凤英学习毛著的“十想”，曾经风靡一时：一、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想一想“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二、碰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要想一想“愚公移山”“将革命进行到底”。三、受到批评的时候，要想一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四、工作没有办法的时候，要想一想“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五、有了成绩的时候，要想一想“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想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七、见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想一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八、纪律涣散的时候，要想一想“反对自由主义”。九、帮助后进同志的时候，要想一想“一分为二”。十、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想一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今天如果有人把这些字句发到手机短信或者微博上，会被当作幽默理解，四十七年前它绝对是严肃认真的，在被人摘抄到日记本上的时候，人人都相信这些话的效果。

文革开始之后，报纸社论里的话也并不深奥，“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老三篇’容易读，真正做到不容易，一辈子做到更不容易。在‘老三篇’面前，人人都是小学生，永远都是小学生。”“小学生”这个称谓相当准确，连中学生都够不上，更莫说高中生以上学历了，全社会的成年人以心智上的幼稚和小学生态度，来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可以说，“老三篇”真正被落实在行动上，恰是其尚未被称作“老三篇”之前，人人背诵，风靡于口头，与文革的打砸抢是一同到来的。这一点跟四书的命运有相同之处。宋儒编定四书，本欲使人求道，又惟恐人不读，弄出个科举名堂，悬了重赏，结果倒把四书那向善求道的本义差不多丢失了。

即使在写作“老三篇”的时候，毛泽东本人对于理想教育也从未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更相信环境对人的作用，政治压力之下人的屈服。

在农村，老三篇的正面教育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步进行。小农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意识和自私自利思想的温床，改造农民是困难的事情，毛泽东并不相信靠背诵老三篇可以解决农民的思想和道德问题，他更信任体制的力量，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加之准军事化的管理。最基层的农村组织是生产队，由队长组织农业劳动，分配收获的粮食，以工分的形式衡量社员和劳动力的绩效，有点战时体制的味道，开明的队长，有点像封建大家族内的族长，劣者则如奴隶主一般，远远还达不到五四时期“新村”管理者的期望。现实如此，这也不是谁的错。

城市实行的是供给制，知识分子被养起来，改造的基本途径就是下放，让他们下去，到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这个思路。大量无法劝善之人，通过各种压力，是否能真的能解决其思想问题呢？

“文革”的发动，本身就是越过理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常规化途径而进行的一场超常的政治运动实验。

“在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看大家很‘大公无私’，但实际是人们的私欲以隐蔽的形式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肮脏恶劣。‘狠斗’，这样一种对自己内心中的一部分极端不接纳的态度，更是会强化人的变态的攻击性。‘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的残暴行为，从根源上看未必不与此有关。”这是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了普通人的正当权利，导致了道德之专政，人权之灾难。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之后，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全民普遍缺乏道德感，对礼义廉耻已经陌生。改革开放，被政治运动洗劫后的道德残馀，又遭受了三十年向钱看的清仓甩卖，几乎要见底儿了。良莠不分，宠辱莫辨，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竟然需要写到墙上，通过考试令中学生背诵，即使字句背熟了，它能变成内在的修养，变成自我的本能吗？人在什么情况下脸红语塞羞愧含耻，如今已是罕见的人体特异功能，偶尔打开电视，一些情境对白，即使发生在生活中，黑暗里也令人想闭目塞听，却公然反复上演，仿佛有无上的光荣，这才悟到人的无耻原也是没有止境的。道德恢复起来很慢，十年破坏的，用百年也未见得能复原。良性的非政治化环境，虽不能说已然成风，但公民普遍成长起来的个人意识和权利意识却是事实。私产的增多，私人空间渐渐出现，并得到习俗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私”字正在获得有汉字以来少有的地位和尊严，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受到严厉的声讨，假公济私者的路应不会越走越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就只有这么些。文革后期，毛泽东除了鼓吹法家替秦始皇正名外，大讲儒法斗争外，一九七二年在谈话中，他重新提到了鲁迅，“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标新究竟不能代替立异。

自然人性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待成立的人性观，其基本主张和理论，还不为人知，也不在主流。社会结构、制度、习俗，仍然是站在道德主义一边的。五四运动近百年了，宋儒的势力依然强大，所谓新文化，实在是新在这里，但它却必须应对这样的旧处境。周作人曾以十八般兵器，宣扬自然人性论，收效甚微。精神启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不假借他物，价值必须在自然传播的过程中，使人自愿接受，自觉信奉，一个自由意志在个人身上的觉醒，是可以期待的事情，甚至有出人意料的奇迹，但决不可操纵和控制，若诱之以利益压之以权势，就彻底背道而驰了。

朗佩特说：“尼采是气势恢宏的柏拉图级量上的政治哲人：他是虚无主义的敌人、语文学家和仁爱之人（philanthropist）。尼采思想为一种后民族主义的政治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热爱尘世，把尘世当做人类的家园，决不会再支持现代人道主义及其赋予人类的种种骇人权利（人类凭借这些权利凌驾于其赖以生存的其他生命群体之上）；这种政治也不会支持灰飞烟灭的有神论，因为有神论认为尘世该当永罚，其中只有人类值得拯救。”

“尼采摧毁了形形色色对自然的人化，斥之为已死诸神的幢幢阴影，他在这方面的破坏工作已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人们却不太知晓尼采其他方面的工作，即建构部分，亦即人的自然化——这部分的工作的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如其所是地肯定自然秩序的人类社会。一个人类共同体能否建立在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内在论之上？” 

现代西方社会的法律，无论是大陆系还是英美法系，俱奠基于罗马法传统，皆以相信天赋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基本人权的合理合法为前提，自然人性论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哲学信念，而且是某种稳定的制度框架，几百年早已深入人心，这是其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中国的法律进程，是这个时代社会当中变化最快的一个领域，但从立法到施法实践，皆依赖于法律背后的自然人性论等一系列的哲学理念和思想信念，没有这个基础，法律只能是空中楼阁。但百年来这一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今天的许多学者，仍抱持五百年前王守仁的信念，认为“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毕竟这是一个人人都在学习要求权利的时代，他们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出发，利益的博弈而非意识形态分歧，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题。本文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已经被裹挟着走到了千年迷宫的出口，但却在这里长时间地徘徊着，似乎是流连过去的事物，又仿佛对于未来忧心忡忡，时代的社会生活呼啸向前，把不切实际的想法甩在了身后。 

2010年冬于北京

李春阳，又署春阳，字东君。文学博士，任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以画家身份任日本多摩美术大学日本画系访问学者、研究员。作者于中国学术思想史、汉语修辞、中国传统画论均有涉猎，兼及水墨山水的创作。视近代以来白话文的变迁与文人画的变迁为完整的图景，以学术研究和中国画创作，尝试反思语言问题与笔墨问题，从中国绘画自身的脉络探寻出路，致力于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的实验。

主要艺术活动：出版《对称：春阳画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16年2月版）。举办个展：《抽象山水：李春阳展》（东京银座，2016年8月）、学术观摩展《春阳绘：山水与风景》（多摩美术大学，2016年9月）等。开设讲座：《看无古今：当代画家向中国宋元绘画学习什么》(多摩美术大学，2016年9月）、《学观中西：水墨山水的墨法类型与可能性》(多摩美术大学，2016年10月）。

主要学术著作：《白话文运动的危机》（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9月版（台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版）,《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等。

主要学术论文：《什么是白话文运动——对《大百科全书》白话文运动辞条的症候阅读》《二十世纪汉语的言文一致问题商兑》《汉语欧化的百年功过》《古文、白话文与科举》《简化汉字不该仓促而行》《汉语诗歌：新旧之间的断裂如何修补？》《方言与方言写作的价值》《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废名的写作和他的文学主张评议》《试论毛泽东的写作》《“老三篇”的修辞艺术》《返本开新与文化自觉》《鲁迅的微言大义》《鲁迅与章太炎》《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与中国历史上的左与右》《二十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论述》《风雅久不作，返本开新难》《不与时人论短长：林冠夫先生学术述略》等。

2019-10-21收藏天下频道《艺术观察》栏目组